最近我所在的城市发生了一件事情，女公交车驾驶员陆师傅无辜遭乘客殴打，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连日来，市民们纷纷前往医院探望或是打去电话自发慰问陆师傅，并强烈谴责肇事乘客，呼吁有关部门对其严惩。
然而就在昨天，陆师傅却为那名肇事者“求情”，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对其“网开一面”。躺在病床上的陆师傅身体虽然还很虚弱，时常会发生眩晕，但她心中还惦记着那位肇事乘客。她告诉记者：“每个人都有冲动的时候，这种时候谁都难免犯错，况且他也承认了错误，我现在已经不怪他了，希望有关部门也能对他网开一面，不要严惩。”
真的，看到这则报道，从心里想向陆师傅说一声：你是好样的，社会和我们大家都应该谢谢你！
这也让我想到了雨果先生在其长篇巨著《悲惨世界》中的一个情节。
书中的主人公让·瓦尔让，青年时由于饥饿偷了一只面包，被送去服苦役，后因屡次逃跑被加刑至19年，刑满出来后，他已近中年，社会不接纳他，他也极端仇视社会，这时的他冷酷无情，凶残狡诈。
在他出狱后的迁移途中，由于苦役犯的身份投宿无门，挨饿受冻，这时在一个叫迪涅的小城，有一个叫卞福恧的主教接纳了他，安排他吃住。他却恶性难改，恩将仇报，于当夜偷走了主教大人用于招待他的银餐具。
逃离时又被抓获，当面临对质时，卞福恧主教不仅没有指证他，反而“急中生智”地说：“看你，走得这么匆忙，我送你的东西都没带全。”说着又送上主教大人还仅存的一件珍贵物品---银蜡烛台。
让·瓦尔让因此得救了。
后来的情节我不想多说了，总之后来的让·瓦尔让变成为一个道德、正义的化身，尽管后来的社会仍是非常不公正地对待他。
两宗事情联系起来，感触颇深！
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其人文、社会环境来说，除了法制的作用，还有一种更强大的东西在起作用，那就是社会的宽容、感恩和博爱。正是这些宽容、感恩和博爱，使多少像让·瓦尔让这样的“罪犯”，在法律对他们已经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被感化成为健康正常的，甚至是“模范”的公民。
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啊！
雨果等思想大师们在那么多年前就能洞察到这一点，并通过文学的形式予以阐述，不能不让现在的我们从心里佩服。
在此我无意为殴打陆师傅的人开脱，他应该受到法律相应的处罚。我只是想赞美在此事件中的陆师傅，她也可能并未想很多，只是凭着她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与生具有的那么一点点的良知在做人做事，但就是这些“与生具有的那么一点点的良知”，却是我们的社会久违了的、稀缺少有的， 但却是迫切需要的、要花大力气才能唤起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