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们一行六个同学，被分配到我的母校任教，加上先期初、高中毕业分到该校的同学，前后达二十多人。我的母校原是一所小学，现扩充为八年制学校，鼎盛时仅教职工就达近六十人，我一呆就是十年。十年的岁月，徐老师的身影和儿时的记忆，时常重叠出现在我的眼前，仿佛就是昨天，我也由幼稚渐渐走向了成熟。

一九八四年初，我举家搬到了妻的学校，终于成为了一名城里人。同年八月，局里二次调我到市郊的一所中学工作，没有了家庭的后顾之忧，我答应了。为了挽留我，公社文教办主任和校长开出了“教导主任和公社文教办副主任的位置任我选”的条件，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毅然决然地走了。恰逢第一个教师节，公社要写一封给教师的慰问信，公社文教办下辖近十所学校，主任想到了我，要我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人虽然离开了那个圈子，但十年的感情不是说忘就忘，何况人家是看得起咱抬举咱，我欣然接受了。事后人家还特意送来一个茶杯，上写纪念第一个教师节，我至今还珍藏着。妻儿都笑话我，快成文物了，还舍不得丢掉。

新调到的学校，我并不陌生。我的中学阶段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在这里任教的不仅有我的老师，还有我的同学、学生，真可谓三代同堂。这些年来，学校旧貌换新颜。东、西两座教学楼之间横向修建了一个水泥球场，顺着球场拾阶而上，是一栋我毕业以后新建的品字型四层教学楼，正面迎着校门，与东、西两座教学楼呈等腰三角形。原来我上学的东教学楼，隔成了教研组办公室和教师住房。礼堂的左侧，新盖了一栋两层的教工宿舍。望着这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我唯有努力工作。

到新学校的第三个学年，我新带了一个班，邱蕙珍是我班的学习委员。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着睿智的光芒，挺拔的鼻梁，薄薄的嘴唇，鹅蛋形的脸上透着清秀，只是身子骨看起来较羸弱。走路的时候，脑后的那根马尾巴，左右摆动着，仿佛挂钟的钟摆。她学习挺用功，成绩优秀，尤其是理科，天生就是这块料。她少了几分她这个年龄应有的活泼，而多了几分她这个年龄不该有的成熟。每当老师提问时，她爱弯着腰，一只手老扯着后面的衣服，生怕会丢掉自己似的。

眨眼间半个学期即将过去了。我按照习惯，开始了家访。我决定把家访的第一站放在邱蕙珍家，想去探个究竟。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带着班长，离开学校，步行了五、六里蜿蜒的小路，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她家的地址。到了她家我正要叫，突然不知从哪里窜出几条狗，一边叫着一边朝我们扑来，尤其是那条大黄狗，呲着瘮人的白牙咆哮着，更是凶猛异常。班长胆怯地躲在我背后，我赶忙随手抓起地上的一个烂畚箕，驱赶团团逼近的狗群。正在这万分危急和狼狈的时候，一声娇叱，随着一个身影闪了出来，我定睛一看，这不是邱蕙珍吗？真及时啊！那些狗悠闲地跑开了，小山村又恢复了平静。大黄狗摇着尾巴，像只温驯的绵羊，在邱蕙珍身边讨好地蹭来蹭去。她热情地把我们领进屋，转身又去倒开水。接着，她让我们休息，自己跑出门去叫她妈妈，她妈妈在屋后的猪圈里喂猪。借着这机会，我仔细地打量起她家来。这是南方农村常见的小平房，家具也简单，一张四方桌，几把竹椅子和几张长条凳，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可见主人是个井井有条、很爱干净的人。

“老师来了，这孩子昨天也不说一声。”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个中年妇女快步走来，不用说这是邱大嫂了。我和班长站起身，寒暄了几句，告诉邱大嫂，我们事先也没打招呼，免得她责怪孩子。邱大嫂脱去身上的围裙坐了下来。她年近五十，看得出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她穿着虽很普通，却浆洗得十分干净，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我说明了来意，就和她攀谈起来。兴许是我的一口客家话拉近了我们间的距离，她打开了话匣子，无拘无束地聊了起来。从她的口中，我了解了一些情况。在我和她妈妈交谈的时候，邱蕙珍一直没插嘴，只是时不时地去灶间看看煮的猪潲，偶尔也会发出爽朗的笑声。正在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打断了我们的话头。邱蕙珍立起身，偎依在他身旁，向我介绍她的爸爸。我伸出手想和他握手，他却伸出左手和我拉了拉，我才发现他只有左手。我尴尬地缩回右手，他却大度地笑了笑。就在我抬头的刹那间，我愣住了：这不是“垃圾”吗？虽然十几年未见，他就是烧成了灰我也认得。我起初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仔细一看不是他还有谁？顿时，徐老师冷风中挨雨淋的遭遇、我挨打的画面以及后来徐老师的死，千仇万恨涌上了我的心头。我不由得攥紧了拳头，连喘气也粗了。只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他了，谁知道鬼使神差，如今他竟站在我面前。我只觉得血往上涌，一阵晕眩。望着他那写满沧桑的脸和花白稀疏的头发，再看看他空荡荡的右侧半截衣袖和依偎着他的女儿，我强压怒火，找个借口匆匆逃离了邱家，那怕多呆一分钟，我会情绪失控，干出有失身份的蠢事来。

第二天，邱蕙珍叫我，我很别扭地答应了她一声。我真恨不得大声地责问她，“你为什么是我仇人的女儿？”我心底纠结着，一连几天故意冷落她，上课也一反常态的没有提她的问。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仇恨使我倍受煎熬。一天，我故意留下她，问她“你爸爸怎样？”她回答说“我爸爸可好了，吃、穿都舍不得，要留给我和妈妈。我小时候家里很穷，爸爸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我和妈妈吃。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爸爸急得不行，几天几夜守在我床前，没有合一下眼眼睛熬红了，人熬瘦了。等我好了，他却累病了。”“哪他的手？”我试探着问。“听妈妈讲，还是很多年以前，爸爸和一伙人去炸鱼，结果土制炸弹在爸爸手中爆炸，爸爸血肉模糊地倒在了地上，其他人以为爸爸死了，立刻做鸟兽散。也许天不该绝，妈妈割鱼草从那里经过，发现了血泊中的爸爸，一摸还残存一丝气息，好心的妈妈把他背回了家，用从公公那学会的草医草药，救回了爸爸一条命。妈妈那时背着地主女儿的名声，都三十出头了还没嫁人，后来就由舅舅做主，嫁给了爸爸，从此他们相依为命，直到有了我。他们从未红过脸。日子虽谁过得紧巴巴的，但一家人和和美美，倒也有滋有味。如今爸爸在队里当电工，妈妈在家养猪，日子越过越好了。那天你和班长来家访，爸爸不知道，他天不亮就让队里的人叫走了，那时候正好回来吃早饭。他说‘跟你们老师赔个礼，改日我再登门道歉’”。一席交谈，令我动容。

期中考试后，学校召开家长会，我指名要邱蕙珍的爸爸来。那天他早早就来了，开完会我要他留下，我设法支开了邱蕙珍。开门见山地问他，“你还记得我吗？”他以为我说的是上次家访的事，忙说对不起。我见他不开窍，又问道“你大概不会连叫徐老师淋雨的事都忘了吧？”他脸上立刻露出疑惑的神色。“我就是当年那个小男孩。”我一字一顿的说，话里充满了复仇的快意。他低下了头，许久他才抬起头，眼里噙着悔恨的泪水，真诚地说：“赖老师，实在对不起，请向徐老师道歉，请原谅我的无知。”“等你以后到那边亲自对徐老师说吧。”我咬牙切齿地说。他愕然了！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看来要等来生才有认错的机会了。”见他伤心欲绝的样子，我心软了。原先准备的一大堆讽刺挖苦的话，也不忍再说。看着他渐渐远去的微驼的背影，原有的快意顿时消失了，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悄悄地爬上心头。我心里已经原谅了他。

其后她女儿在我的精心辅导下，获得了市征文比赛二等奖、中学生演讲比赛一等奖，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青团，登上了市“三好学生”的红榜。邱蕙珍上初三的那年，我奉调去了市教育局工作，她全家都来了送行。她爸爸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下，送了一程又一程。我走出了老远，还能看见他们的身影。在徐老师的墓前，我告诉她，我学会了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