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二月十八，是父亲的忌日，他离开我们已整整三十二年了。父亲生前在南昌航运公司工作，由于工作性质是内河运输，常年在水上飘，多在门外少在家，给我留下的映像不很深刻，只记得他生活中的些许小事，只鳞片爪，但在淡淡的记忆里却逐渐清晰起来，使我的思念与日俱增。

说句心里话，我们小时候对父亲的思念，感情的成分少些，而更多的是因为父亲每次回来，捎回的除了烧柴、油米外，或多或少总能给我们带回一点吃的，最起码我们能够吃上一餐较为像样的饭，肚子的抗议也能够暂时得到平息。因此我们格外盼望父亲回来，他的每一次出现，都令我们欢呼雀跃；相反，他的每一次离开，都让我们依依不舍，泪眼汪汪。就这样,在我们的一次次盼望和一次次失落中，日子过了一年又一年，我们也渐渐长大了。

那是一年的中秋节，皎洁的冰轮悬挂在夜空，云朗星繁。父亲的船虽然到了港，碰巧轮到父亲值班不能回家。吃了晚饭，妈妈就带着我们姐弟几个来到父亲的船上。父亲拿出几个月饼分发给我们，可把我们给乐坏了。那年头能吃上一个月饼，可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我站起身，想到妈妈那儿去，谁知一脚踏空，我从船的后甲板一个倒栽葱，落进了河里。父亲紧跟着跳了下来。河水深不见底，我在水里拼命挣扎，竟奇迹般的浮出了水面。父亲一只手一把抓住了我，一只手紧划了几下水，抓住了下游的锚链。闻讯赶来的其他船友，急忙放下划子，把我们父子拉上了救生小船。也许是天不该绝，如果我晚几秒钟浮出水面，如果父亲的泳技或力气差一点的话，就会上演一出父子不能同月同日生，却能同月同日死的悲剧。江边停泊满了船，只要稍有差池，父亲和我都可能钻了船底，我们家的香火就断了。稍稍清醒，我就问道：“我的饼呢？”姐姐们都争着把手里的饼递过来。打那以后，妈有好几年没让我再到父亲的船上去。

父亲很会钓鱼，钓到了鱼，就烘干了装在铁皮瓶子里，自己舍不得吃，带回来给我们吃。这对于常吃萝卜青菜，而且还经常吃不饱饭的我们来说，妈妈用酱油焖一焖，那可是天下第一美味。有一次，父亲带回几块还大鱼鳞，无不惋惜地告诉我们，因为断了渔线，结果跑了一条大鱼。瞧着这几块比铜钱还大的鱼鳞，跑掉的鱼少说也有十几斤重。我们不由地感叹，真是差了一点口福，不然的话岂不大快朵颐。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自行车是个很好的代步工具，可是供不应求，很难搞到一张自行车票。一天我和女朋友在水塘里洗衣服。女朋友眼尖，一抬头看见远处走来一位老者，只见他扛着一辆自行车，大步流星地走着。她笑着指给我看，我抬头一看，失声叫道：“那不是父亲吗”？我拉了女朋友，喜出望外地迎了上去。帮父亲卸下自行车，我让女朋友扶着自行车先陪父亲回家，自己急忙去水塘里浣洗干净剩余的衣服，然后拎着衣服，三步并着两步地往家赶。

七十年代后期，我请了假搭便车去南昌。我还是一九六六年大串联的时候到过南昌，转眼都十几年了，我还是在南昌出生的，如今故地重游，别有一番风味。到了南昌，堂兄领我去父亲公司里打听退休的事，父亲都六十八岁了，因为人手少，顶编的也不愿去，所以公司至今也没让父亲他们这一批老员工退休。听人说父亲的船刚到，我们哥俩问清了停靠地点，就急忙赶去。父亲正要上岸去堂兄家，堂兄叫了声：“叔叔，您看谁来了？”父亲努力睁大眼睛看了看我，摇摇头说：“看不清。”我哽咽着叫了声父亲，就再也说不出话。这更坚定了我要父亲退休的决心。

回到家不久，那天我正在给学生上晚自习，家里收到了公司驻樟树工作组拍来的“你父亲病危，速到清江县人民医院”的电报，妹妹到教室告诉我。我一边叫人去帮我买车票，一边召开班干部会议，对班里的事情做了妥善安排。第二天一早，我便踏上了北上的汽车。我心急如焚，真恨不得肋生双翅，快点飞到父亲的身旁。一路颠簸，傍晚时分，汽车好不容易到了清江，问明路径，我一路跑到父亲所在的医院。走廊上一盏煤油灯垂头丧气地闪烁着昏黄的光亮。父亲坐在病床上，艰难地吞咽着面条。我心似刀绞，泪如雨下。我不敢进去，等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我才叫了一声父亲，走进了病房。放下东西，我接过父亲手里的碗，一筷子一筷子地喂父亲进食。晚上我挤在病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过了几天，我去街上吃饭，碰巧同桌的是一位赣南籍的老者，他和我父亲熟悉。他说明天要护送一位同事坐救护车回虔州，问我是否一同回去。这样的好机会可遇不可求，我征得单位领导、医院主治医生和司机的同意，决定随车而行。谁知道第二天上车后，护送病号的医生说没征得他的同意，要把我们赶下车，单位领导、负责护送病号的人和我父亲都求他，他硬是不肯。我火了，跟父亲说：“别求他，他要敢丢我们的东西，我就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父亲深知我的脾气，说到就能做到，忙拉住我的衣服。后来司机来了，说他同意了，那个医生才没说什么。当时我心想，等到了虔州，我会叫你知道厉害的。车到半路，父亲要下车小便，上车时，由于父亲较魁梧，我一个人无法弄他上车，这时那个医生走前来伸出了援手，帮我把父亲扶上了车。我心里顿时涌起一阵热流，早上的不愉快随着这一扶，早抛到了爪哇国里，烟消云散了。现在想起来，人家不同意自有人家的道理，万一出个什么事，人家可有负不了的责。只是当时我没有去换位思考。

父亲被送到市立医院住了七十多天院，在医生的精心治疗和我们的精心照看下，病情得到稳定，出院回到家，父亲戒了烟、酒、茶。俗话说“病急乱投医”，只要人家说什么药好，我就想方设法去弄，不管钱多钱少，不管路远路近，风雨无阻，寒暑难挡。我堂姐的婆婆介绍说他们老家有一个土医生，能治中风的病。我骑自行车跑了十几里路找到他，他给了我几根不知名的树根，说拿回去和猪脚包一块煮，吃几次就会好。路，我没少跑；钱，我没少花，可父亲的病却不见好转。拖了一年多，他终于还是走了。父亲落葬的时候，我趴在父亲的棺木上，用头去撞，在场的人连忙来拉，几个人才把我架走。大概是“二七”的时候，我们姐弟几个到父亲坟上烧纸。 去的时候天气还好好的，纸刚烧到一半，天就变了。只见昏天黑地，只听狂风嘶吼，乌云越压越低，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父亲的坟头上卷起一阵怪风，把我们身边的纸钱都烧着了。我们姐弟几个赶忙下山，刚到山下民房屋檐下，豆大的雨点顷刻间变成了鸽子蛋大小的冰雹从空中砸下来。我们如果慢半分钟，后果可想而知。二姐说那是父亲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父亲一生爱饮茶、抽烟、喝酒，病重后三项全戒了，念及此，父亲每每潸然泪下。我看在眼里，痛在心中，就采用折中的办法：逢年过节，父亲就开戒。即使这样，父亲也心满意足，高兴得脸上笑成一朵花。未生病之前，父亲那个茶呀，浓得简直像墨水，令我无法入口。父亲的烟瘾也大，一个月光抽生烟也要一斤多。他不爱抽香烟，嫌那没味不够劲。他走到哪那根长烟袋和烟盒就带到哪。有时回家走得匆忙忘了带，父亲就叫我去给他买几包香烟。他抽了一支又一支，一支还没抽完又接上一支，一口气抽上四五支，才歇一歇，一会儿又抽上了，两三包烟他一天都收早工，晚上睡醒了还要抽一袋再睡回去。父亲爱喝酒但从不酗酒。据妈妈说，父亲年轻时去人家家里做客，人家总是把一瓶白酒放到他面前，他自斟自饮，喝完一瓶酒也不会再要。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只微醉过一次。那是六十年代末，父亲的船到了，大姐夫就约父亲到一家叫做“国民茶室”的小店里，炒了几个菜，也不知喝了多少酒，父亲有些醉了。走到建春门口，远远看见几十辆小板车，排成几列，一辆辆的车把高高翘起直指夜空，就着朦胧的月光，看上去十分壮观。父亲说：“哎哆，这么多机关炮啊！”回到家洗过头脸，他就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了。

我校有一位总务老师也好这杯中物，自诩他很能喝，几乎还没遇到过对手。有一天，他和我父亲坐在一块喝了起来。后来据他说，他和我父亲共喝了一斤酒，我父亲喝了六两，他只喝了四两，结果他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直嫌路不平。他逢人就夸我父亲酒量好，对我不饮酒感到不可理解。

我结婚那年，父亲休假在家，把我准岳母帮我买的准备婚礼用的十几斤白酒，喝了个底朝天。妈妈抱怨他，父亲说不会再去买啊。他一天要喝五朝酒，除了早中晚三餐要喝，上午十点左右、下午三四点钟，他还要喝上一杯，就像淋豆芽。

父亲一生简朴。他逝世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只有一条的确良的新裤子，那还是我结婚前在三六二医院的军人服务社扯了一块布，我和父亲合着套裁各做了一条裤子，我的早就不知穿到哪去了，可父亲的还是新的，他舍不得穿呀。他身后留下的仅六十块钱和一只木箱，别无长物。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父亲一生脾气温和宽厚，我们姐弟七个从未挨过他的骂，连大声呵斥都没有过，更不用说打了。他生病在家，行走不便，要双手柱着根粗木棍。我儿子调皮，会抢了他的木棍扮孙悟空，我们训孩子，父亲还在一旁说好话，要我们不要委屈孩子。姐姐们休息时带了一大群孩子回来，他格外开心。听姐姐们说我颇有父亲的遗风。

父亲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他四岁时我祖母就死了，十一岁那年，我爷爷外出捕鱼，回来时死在路上，尸首还是好心人拖放在老茶亭里。从此我父亲就跟我大伯撑船，穿得是旧衣烂衫。一双鞋不是露出脚趾，就是没有后跟。除煮饭以外，父亲还要带孩子，所以大伯的小孩都跟父亲很亲。爷爷千辛万苦攒下的几担谷田，大伯以我父亲年小，爷爷和奶奶去世，全靠大伯料理为由，全部归他所有。父亲没有跟大伯争，也未曾怨恨过大伯和大娘，直到二十八岁那年娶了我娘，才另立门户。“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后来大伯因为家里有地，家庭成分划的偏高，影响了堂兄的入党提干，而我们则平安无事。

父亲走了，带着一生的劳累，一生的艰辛，永永远远地走了！他没有过过哪怕是一天清闲的日子，直到不便动弹了，才回归家里。父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是辛苦的一生，他的离去，牵着我久远的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