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离开我们快五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一刻也没离开过。她那亲切的目光，时时在我眼前闪烁，给我前行的力量。

在我的心灵深处，妈妈长得小巧玲珑，身子十分单薄，但她浑身充满了活力。爸爸在南昌航运公司工作，极少在家，只有船到了虔州，他才能回家。不几天，船载满了货，爸爸又匆匆启程了。里里外外，几乎都是妈妈在支撑着这个家。她的一生是中国妇女命运的缩影，在她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和优良品质。

我们家原有一条小船，解放后入了合作社。一九五八年，党和政府动员家属上岸，我们家就来到了虔城，在水东罗汉口租了间民房落了脚。除了大姐（她十几岁就结了婚，当时大姐夫是水上派出所的。）和堂嫂偶然来看看我们，可以说是举目无亲了。离开了爸爸，妈妈孤身一人，带着二姐、四姐、五姐、我和七妹，大小六张嘴，全靠爸爸每月寄回一点钱维持生计。妈妈再怎么精打细算，也入不敷出。向别人借米借油的事成了家常便饭。眼看着家里常常下顿不接上顿，孩子饿得直哭，从未干过力气活的妈妈，只好出去找工作。那时正好成立水东修建队，需要大量工人，妈妈和二姐一块报名参加了。

二姐也才十几岁。队里一位姓吴的师傅，见我们人多，生活十分困难，常常帮着我们。后来，又把我二姐介绍给了他大儿子，也就是我的二姐夫，我们家也搬到了二姐夫家居住，好互相有个照应。在二姐夫家我们一直住到一九六四年，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记得那是一九五九年，我因严重营养不良，染上了“倒胆黄”，实际上就是现在的“黄疸型肝炎”。妹妹也因出“天花”（俗称“做麻”），并发肺炎，连续高烧了几天。妈妈只好把湿毛巾搭在我们头上。实在不行了，妈妈才向人家借了钱，背着妹妹，拉着我，走了几里地，来到了市立医院。医生说妹妹很危险，需要住院。我们家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看病的钱还是向人家借的，哪有钱让孩子住院啊！妈妈含着泪，给妹妹喂了一口水，又背起妹妹，拉着我回家。走到浮桥中间，妈妈说妹妹死了。那时我还小，不理解什么是“死”，直到看见人家用烂草席卷起妹妹，放在畚箕里，用锄头把一挑，背在肩上，耳边响起妈妈撕心裂肺的痛哭声，我才理解妹妹是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她不再跟妈妈和哥哥回去了。晚上，我们一家人抱头痛哭，窗台上的小油灯也仿佛不愿再看这人间骨肉分离的悲剧，无声地随风熄灭了，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之中。我可怜的妹妹，还没来得及多看一眼这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就永远阖上了双眼，躺在那个不知名的荒凉的山岗上，化着孤魂野鬼。妹妹啊，你还好吗？你可找到了爸妈和三姐？

记得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某一天，我随妈妈到工地上去玩。我东瞧瞧、西看看，在我的眼中一切都那么美好。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这话一点不假。刚才还好好的天，说变就变。一瞬间天空云卷风急，不一会儿，下起了滂沱大雨，我们赶紧躲进了工棚。雨，越下越大；风，愈刮愈猛，大有天崩地裂之势。工棚外，飞沙走石， 昏天黑地；工棚内，漏雨如注，暗无光亮。狂风穿过竹篱笆撞进来，发出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叫声。我惊恐地瑟缩成一团，吓得浑身发抖。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安慰我说：“崽，别怕，有妈妈在这里。”仿佛天塌下来，她也能扛住。工棚在风雨的摧残下，发出阵阵“咔咔”的哀鸣，眼看就要倒了。这真是命不该绝！说怪也怪，这场暴风雨来得快，消失得也快，终于风停雨住了。风暴过处，田里的庄稼被风刮得东倒西歪。许多树木都被吹折了腰，断“臂”残“肢”遍地都是，不少民房的屋顶也被掀翻了。人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秃尾龙挂纸真威风啊”。我那时似懂非懂，回到了家才惊魂稍定。大了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是台风在作祟。

妈妈的工作很劳累。她是一个泥瓦副工，每天负责手工搅拌沙灰，有时要挑砖上架子，一天下来骨头都散架了，回到家里还要操持家务。做饭、纳鞋底、缝补浆洗都是妈妈的女红活。夜晚，我一觉醒来，常能看到油灯下妈妈瘦小的身影。因为家里穷，为了补贴家用，以减轻妈妈肩上的担子，懂事的四姐十三岁就挑起了劳动的重担。河里捡石头、挑沙、修路、打土方、拉板车，什么重活累活她都干过。挣来的每一分钱都如数交给妈妈，供我和五姐上学，可四姐连一天校门也没进过。四姐从不藏私。

一九六二年，正当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刚过去，八妹来到了人间。她痩得皮包骨，哭起来就像小鸡叫，二、三岁了还不会走路，别人都说她带不大。妈妈不信这个邪，仍然无微不至地爱护她。也许妈妈的诚心感动了上苍，天可垂怜，她挺过来了，如今她都要做外婆了。

一九六四年，阔别多年的三姐从外婆家回到了妈妈身边。咱家可是个大家庭，当时的家庭成员有：三姐、四姐、五姐、我和八妹，人员济济。在那个年代里，“多子”可不“多福”哟，而是多苦多累啊！五个小孩，其中三姐、五姐和我在学校读书。妈妈很要强，那时学校可以评助学金，妈妈硬是不准让我们写申请报告，就是评上了，也想方设法推掉。妈妈常常说，还有人比我们更困难呢。

我的脚会“吃”鞋子，妈妈和姐姐千辛万苦给我做的鞋，不用下几次水，就把鞋底磨穿了。不然的话，就前面张开几个口“要饭吃”，妈妈和姐姐们只好“望鞋兴叹”。没法，到了夏天，我就穿“永”字牌的“真皮鞋”------光脚。

有一天，我家对面的小伙伴买了双新凉鞋，神气地直在我们面前显摆。我不服气，回到家中缠着妈妈要买。妈妈被我吵得没法子，只好忍痛带我进城去买。那时不像现在这样繁华，物资更比不上现在这样丰富，整个城市只有中山路、解放路和百货商场三家规模较大的商铺。问了两家店都没有合适的鞋，最后的希望就寄托在百货商场了。到了那里，我被一双黑色的网状塑料凉鞋吸引住了，谁知一问，竟比我平时穿的鞋小了一码。但我深知“过了这家店就没有这双鞋”。试脚时我故意把脚趾缩起来，妈妈一咬牙买了，我一蹦三尺高，那高兴劲就甭提了。回到家，我赶忙向小伙伴们“发布新闻”：我也有新凉鞋了！看着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我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更加显得神气活现。可没过两天，我的脚实在受不了这份委屈，我恢复了旧模样：白天穿“真皮鞋”，到了傍晚，穿上木“拖板”在水塘里洗干净双脚，就爬上床做梦去了。

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从小就被当作“熊猫”，受到各种优待。一九六六年冬，我感染了脑膜炎 。上午是四姐带我去医院的，下午我还硬撑着和小朋友们玩耍，到了晚上，我就出现了呕吐现象，接着我陷入了昏迷，全家人都吓哭了。四姐赶快去叫来住在附近的二姐夫，把我送进了医院。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我的病好转了。那些天，妈妈几乎没有合眼。她怕我的脚冷，就整夜整夜地捂在她胸口。我好了，妈妈却更瘦了。还好，我没留下什么后遗症。正如我后来一位同事开玩笑说的：“你要不是当年得了脑膜炎，也许就没有今天的聪明”。我只能笑笑，不置可否，也许她说得有道理。出院时，医生叮嘱我要多注意营养和休息，避免做体力劳动。因为我入院时做了腰部穿刺，抽了骨髓。自然，挑水的重任就落在了五姐肩上。五姐比我大两岁，是我的同班同学。她个子矮小，体质也差，常常胃痛，这是早年家里穷，偷吃多了人家地里的生红薯落下的病根。一痛起来就满床打滚，哀号不息，我们姐弟几个没少陪着流泪。据有“经验”的人说要等到做了“大人”就会好。我少不更事，待姐姐胃不痛了，就一个劲地催姐姐快做“大人”。见五姐挑着桶往河边走去，我假装玩耍，先跑到岸边等她，帮她挑上河岸的陡坡后，到了平地再让她挑。我还和小朋友们一道把门口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给修好了。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到了后来，我的腰弯不到十分钟就直不起来，所以我至今都极少弯着腰做事，这也算是后遗症吧。每当我喝米汤冲鸡蛋时，看到姐姐们羡慕的目光，我就推说吃腻了，撒娇不肯吃，妈妈也没我的办法，只好叫姐姐们尝尝。姐姐们虽然心里想吃，可她们互相礼让，妈妈只好下令每人喝一口，她们才肯喝。妈妈却从来不喝，还说她不吃鸡蛋。五姐于一九七0年参加了工作，在县车队当学徒，每月工资才15元钱。她把自己节衣缩食省下的第一笔钱，给我织了一件天蓝色的毛线衣。这哪是一件毛线衣啊！它凝聚着姐姐对弟弟的一片深情，我穿了几年也舍不得换掉。后来妈妈说织的毛衣隔几年就要拆洗一次，重新织过，更不容易烂，我才同意翻打过。虽然现在这件毛衣几经翻打，早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姐姐的那份情、那份爱，至今还温暖着我的心。

因为事情多、工作忙，妈妈经常得赶时间，有时做好了早饭也来不及吃，只好盛上饭，边走边吃。常年累月，积劳成疾，妈妈患了阑尾炎要住院开刀。姐姐们因为要上班，白天就我在医院照料她。由于刀口还没愈合，需卧床静养，无法上厕所。我站在女厕旁，恰巧医院的一位女医生上厕所，我便烦她帮我拿一个便盆。她微笑着应承了，并夸我是一个懂事的孩子。遗憾的是我至今也不知道她姓什么，但她那天使般的笑容却常常浮现在我脑海中。

我们家孩子多，粮食就成了大问题。妈妈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尽量让我们能填饱肚子。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给我们吃。什么芋头、红薯、长豆角、芥菜、萝卜，都用来和米一块煮成粥。我跟随姐姐们到山坡上、野地里、树林中拣过地衣、挖过野菜、掰过桃油（桃树分泌出的油脂，凝结成块，有点像松香，不过是软的。）充饥。运气好的话，也能吃上一顿用猪婆菜和上一点米粉做成的菜包子或米豆腐什么的，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过年。哪像现在有些人，铺张浪费，肆意挥霍，荒淫无度，纸醉金迷，简直到了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的地步。也许他们不知什么是苦日子，也没有饥饿的感受；也许他们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忘记了过去的苦难；也许他们本身就是一群蛀虫。但愿他们不要再过我们年幼时的日子。天佑中国！

或许是苦惯了，妈妈非常节省。说起来，除了亲朋好友办什么红白喜事，妈妈从未进过大酒店。一天，我和妻儿陪妈妈去喝早茶，对服务员端上来的食品，妈妈浅尝辄止。结账时，一听要五十多元钱，她连连说：“太贵了，太贵了！都够我买几天的菜。”说完，拉起我儿子的手，就急急忙忙地朝外走，仿佛多站一分钟，酒店都会收她的钱似的。我久久地伫立在人行道上，凝望着妈妈渐行渐远的背影，只觉得鼻子一阵阵发酸。心里不由感慨道：“她老了！”妈妈还不时地回过头，向我招手。

一九六八年，是我们家大改组的一年。三姐响应号召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四姐去了外地修公路；五姐去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家里只留下我和八妹吃闲饭，原本济济一堂、热闹非凡的家，突然间静了下来，我们感到十分不习惯，以致老父亲回到家中不禁潸然泪下。

妈妈每天做好两餐的饭菜放在锅里，我起来后，帮妹妹穿好衣服，梳洗打扮好，扒几口饭就去上学了。中午回到家，冬天就热一热饭菜，夏天就干脆吃冷的。我是个半大小伙子啦，家里挑水的活我全包了，知道我后来上了“大学”，也是一如既往。毕业前我在远郊学校实习，不管路多远，学习多紧张，我每星期必定抽空定期回两次家，帮妈妈挑满水缸，还存一担水在桶里。一九八三年，我所在的学校打了一眼井，我也结束了去河里挑水的历史。

每天天不亮，妈妈就要到房子后背的水塘里洗衣服，不管春夏秋冬。有时我会陪妈妈去，但妈妈为了让我多睡会儿，更多的时候，就叫上家中的大麻狗作伴。人们都说狗通人性，这是实有的事。早晨，妈叫一声大麻狗，它就会汪汪叫着先向水塘处冲去，然后再跑回妈妈跟前，一步一步地叫着带路。妈妈在水塘里洗衣服，它就蹲在旁边守着妈妈。妈妈洗完了衣服，它又欢快地引路回家，几年如一日，忠于职守，从不懈怠。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搬到了学校住。它是条母狗，我们担心它生了小狗会咬伤学生，就忍痛叫人牵走了它，为此，全家人闷闷不乐了好长一段时间，并发誓再也不养狗了，我们无法再经受这样的打击。

有一天，天快黑了，我煮好了饭，等妈妈回来炒菜。可左等右等，妈就是不回来。我几次跑到路口去看，可连个人影也没有。妹妹饿得直哭，我只好自己动手。锅烧红了，我放了油，又把切好的韭菜放进锅里翻炒了几下。要放水了，放多少？我心里没底，就倒了大半瓢水下去，结果炒韭菜变成了“韭菜汤”，这笑话一直在我们姐弟间流传，都成了“经典”。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从此，我发奋了，勤快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不仅学会了劈柴、做煤等“粗活”，还学会了洗衣服、做菜、叠衣服等“细活”，令姐妹们刮目相看。后来三姐四姐出嫁，还指名要我给她们叠嫁衣。现在我家的衣服，每天都是我叠整齐，再分门别类的摆放好。妹妹还小，吃饱了，我给她洗了脸脚，她就睡了。我却心事重重，翻来覆去，无法入睡。“妈妈去哪了呢？会不会出了啥子事？”想到伤心处，就掩着毯子哭。我不敢哭出声，生怕吵醒妹妹，她要是哭起来了更不得了。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我一骨碌爬起来，叫妹妹自己穿衣服，我三步并着两步，就跑去找妈妈的同事谢阿姨。谢阿姨见到我这么早十分惊讶，忙问有什么事。我说：“谢阿姨，我妈昨夜没回来，您知道她上哪去了吗？”话一出口，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就怕她说不知道。谢阿姨一拍脑门，眨了眨她那只唯一的好眼睛，慢条斯理地说：“你妈昨天快下班时，领导交给她一项临时任务，给潘龙乡下一个病故的退休职工送寿木去了。瞧我这记心，到家一忙乎，就把这事给忘了。对不起啊，大侄子，让你担心了。”说来倒轻巧，可您知道这一晚上我是怎么过的吗？我本想说她几句，可话到嘴边又硬咽了回去。道了谢，我轻松地跑回家，一路上还哼着小曲，心里想喝了蜜似的。我还不放心，吃过早饭，我又跑到妈妈工地去核实她的话。妈妈也刚刚回到工地上，见到妈妈的熟悉身影，我心里的那种高兴劲，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妈妈问明情况后，心疼得直掉泪。原来妈妈他们单位一个退休老工人去世了，他是个孤寡老人，他侄儿到单位报丧后，单位就备了一副棺木，派我妈妈和另一位女同事给送去。来回几十里路，全凭两条腿，还拖着一副棺木。再说天色晚了，她们两个女人也不敢走晚路，就没赶回来。谁知阴错阳差，谢阿姨竟会忘了告诉我们，害得我担惊受怕了一个晚上，好在是虚惊一场。哎 ，那时的领导，那时的干群关系，真是没得说的。由于妈妈在单位表现好，还被评为了“先进工作者”，奖了一件短袖汗衫，胸前印上了“先进工作者”几个鲜红的大字，正中还有一颗五角星。爸爸回家时，她捧出来直炫耀，脸上充满了幸福的光彩。

我们家的日子，从一九七0年开始好转。三姐、四姐相继出嫁了，五姐也分配了工作，家里只有我和妹妹吃闲饭。妈妈还是那样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劳作。一九七二年，我高中毕业被推荐上了“大学”，成为了一名工农兵学员，这在我们那儿可是一件露脸的事。方圆几里地，成百上千户人家，我是唯一的一个。入学不久，妈妈把补发的工资和平时节衣缩食积攒的钱加起来，凑够了一百二十元，给我买了一块全钢、两防的上海牌手表。刚戴上还有些不好意思，日子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三姐夫的单位离我们学校很近，只隔着一条大道。有时回家，我就去拿三姐夫的自行车，三姐夫每次都大方地给我骑走。有时不小心把车给摔坏了，姐夫也从来没说过我一句。倒是三姐会唠唠叨叨地“讲”我。她说：“弟弟，你要小心点，车子摔坏了没关系，只要人没事就好”。说罢，非得从头到脚，把我检查一遍，确认了没事她才放心。三姐是我崇拜的偶像，她在农村时就入了党，遗憾的是，我亲爱的三姐却在二00七年英年早逝，客死他乡。

有一次，我顺道去接妈妈回家。到了工地上，就有认识我的人叫道：“老赖，你儿子来了。”妈妈的一位同事刘阿姨，看见我格外亲热。瞧我这一身打扮：上身穿一件咖啡色的上衣，下身穿一条蓝色工装裤，脚蹬白色网球鞋，背一个灰色的两用包，上面印着“上海”两个字，这在当时是十分抢眼的，加上我还算对得起观众的相貌，刘阿姨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她指着我大声嚷嚷：“亲家母，这是我姑丈（女婿）啊？”“是啊！”我妈妈接口说。她们一唱一和倒没什么，只苦了我，手脚无措，闹了个大红脸。刘阿姨笑得更欢了，“哟，还不好意思呢！快叫我丈母娘。”正在收拾工具的工人们都跟着起哄：“叫哇，叫哇”声，此起彼伏。工地上汇成了欢乐的海洋，人们劳累了一天的疲劳，也随风而散。

回家时，我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妈妈说：“妈，别跟人家开这种玩笑了，我才十几岁。”妈妈笑了笑说：“人家刘阿姨是真喜欢你呢！”也许是缘分吧，到现在我也没见过刘阿姨的女儿一面。不过，瞧刘阿姨的俊模样，其女也一定是个大美人。如今，刘阿姨也作古了吧？

为了让三姐早日回城，妈妈退休了，累了一辈子，儿女都大了，也该歇歇啦。妈妈是个闲不住的人，刚回到家，这不，她在学校围墙外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种上了一些蔬菜。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那棵丝瓜和迷豆了，枝繁叶茂，结的果实我们吃不完还拿去送人。第二年我也成家了，妻子生了个胖大小子。孩子生下来重7.4斤，一百天时达到18斤，抱在手上沉甸甸的，就像抱着一块铁砣，可妈妈高兴啊！她把我儿子整天背在背上，也不觉得累。进城买菜她背着；去菜地也背着。孩子从断奶的那一天起，就一直跟奶奶睡，一直到上了初中。

一天傍晚，我们接到了爸爸病危的电报，第二天我就赶到了清江县人名医院，接回了爸爸。爸爸中风瘫痪了，日常照料爸爸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妈妈肩上。一边要带孩子，一边要照料病人，还要忙家务呢，妈妈比上班还要累。一年冬天，爸爸来不及去厕所，把大便拉在了裤子上。妈妈烧好热水，帮他擦洗干净，又拿起爸爸弄脏了的裤子，到水塘里去洗。正巧我下班回到家，就从妈妈手里夺过脏裤子，踏着积雪，冒着雪花，朝水塘走去。要知道，妈妈一到冷天，就十指麻木啊。因病久了，生活又不能自理，爸爸心情很烦，隔三岔五地就要找妈妈的乱子吵架。妈妈总是委曲求全、默默忍受，有时就一个人躲在厨房里流泪。我左右为难，只好婉言安慰妈妈。

妈妈从不识字，可她记心、悟性极佳。别人的毛衣，她只要认真地看上一眼，就能织出相同的花色。每学会一种花色，她就要给家里人织。过春节，姐妹和外甥们团聚时，从毛衣的图案就能看出这是“赖氏制服”。

退休在家，妈妈也会应邀参加一些居委会组织的活动。一次，她被选上参加居委会排练的表演唱，从未上过舞台的妈妈格外卖力。她早早做完家务，就带着我儿子到场了。据说由于她积极的态度和出色的表演，还得到了居委会和公社领导的夸奖和表扬。

不知什么时候，岁月染白了妈妈的双鬓，华发爬上了妈妈的头顶，但她精神不减当年，只是比以前更怕冷了。我抽了空陪妈妈去百货大楼买羊毛裤和皮棉鞋，一进商场，售货员用异样的眼光浑身打量着我们。我从她们的眼睛里读出了她们心中的疑问：一位西装革履，一位身着大面襟的衣服，两人还操着一口的客家话，少见。我坦然地帮妈妈精心挑选好鞋裤，又在营业员的注目礼中离开了商场。空闲时，我用摩托车载着妈妈去领略这几年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我们还会陪她去附近的名胜古迹游玩。姐姐们也会接她去小住一段时间，给她做各种好吃的。逢年过节，，姐姐和外甥们也常来家中看望她，给她钱或买吃的。我们家现住在八楼，没有电梯，妈妈上楼很困难，我儿子就承担起背负奶奶的责任。年岁不饶人，妈妈从操持家务的一线退居二线，妻便义不容辞地接了过来。妈妈有时帮妻打打下手，更多的时候是当场外指导。我的孙儿出世了，妈妈别提有多高兴，毕竟我家是三代单传。可四世同堂的日子仅过了三个月，妈妈就与世长辞，永远离开了她的子女儿孙曾孙。这叫我们不能不感到万分遗憾！

妈妈虽然没文化，但她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一九九八年，我在一所中学任校长，那是一所职业高中。为了开拓就业市场，春运期间，我们跟鹰潭火车站续签了实习合同。鹰潭车站要我校选派一百名学生前往跑火车。我忧心如焚，难以取舍。一边是一百多名师生，一边是七十五岁高龄的妈妈，还患有白内障。我感觉到了肩上担子的分量。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我毅然决然选择了和师生们在一起。临走的时候，妈妈对我说：“崽，你是校长，人家把小孩交给了你，你要对人家的家长负责，放心走吧，家里有你老婆呢。”她嘴上虽这么说，浑浊的眼里却噙满了泪水。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感到后悔，只有对妈妈深深的愧疚。我为有这样的好妈妈而自豪。我愿意下辈子还做他的儿子。

二00六年，我退居二线后，应聘到一所私立技校当校长，工资收入还可以，不过要求我要住校。妈妈来学校看望我时，嘱咐我：“崽啊，你领了人家的钱，要尽心做事啊！”几年后，我和妻应邀去该校玩，老板对我妻说：“我办学二十多年，你爱人是最受全校师生员工尊敬的。”

妈妈爱我们胜过她自己的生命。二00七年九月，我患了心肌梗死，，被送进医院抢救。我叮嘱家里人，千万不要让妈妈知道。可妈妈从家里不同寻常的来人和妻儿红肿的眼睛看出了端倪。在她的一再追问下，妻只好告诉了她实情。于是她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来到我床前，泣不成声。尤其是我做手术时，她竟紧张得昏了过去。妈妈对我们的每一点进步，都感到欣慰。我经民主协商，担任了市政协委员。记者的采访，在地方电视台播出，家里人都来祝贺，妈妈非常高兴，她勉励我要好好工作，报答人民。我不敢骄傲，如果不是组织的关怀、父母的培养、老师的教导，哪有我的今天？我连任四届政协委员，先是市里的，后来撤地改市，就是区里的，二00五年，我担任了十几年的“政委”，莫名奇妙地“被辞职”了，也许是我老了，不中用了。人家要下你，自有人家的道理，还用跟你协商啊？

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差，临终那年，患了轻度的老年痴呆症。有时会出现短时间的意识空白，认人不清。妈妈不愿一个人在家，宁愿坐在门口的公交车候车亭打瞌睡，也非要等到妻下班了，才一块回家。晚上，她害怕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我和妻就住在客厅边的房间，和她两对面，她还害怕。我于是躺在她房门口的硬木沙发上，把台灯调到最小，即使这样，她还不放心，常常半夜里起来几趟，侦察我是否溜号。我的几个姐姐就轮流来陪她。大姐、二姐和八妹晚上来，四姐、五姐因为家中孙儿小，就白天抽空来看她。我大姐都快七十的人了，她主动要求来陪伴妈妈。她说：“陪一天就少一天，我也要尽一份心”。到了新房子，姐姐们没来，我就躺在妈妈脚边陪她，让她睡一个踏实觉。

二00七年，妈妈因为心力衰竭住进了医院，每天傍晚，我都打好热水，给妈妈洗脸，还蹲在地上给妈妈洗脚。我还给妈妈剪手指甲和脚趾甲。姐妹们来了，我也要等妈妈睡着了才会离开。妻还在上班，下了班回到家里要忙家务，又要照料身怀六甲的儿媳，她还尽量抽空跑医院。妈妈因病情反复，在医院进进出出。第二年夏天，她无论如何都不肯去新房子住，说是怕她死了会弄脏房子，坚持住在我的房改房里。妈妈知道房子对于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在购买房改房之前，我们家先后搬了十四次，漂泊怕了，好不容易有了个自己的“窝”。

妈妈住在老房子，平时由我妻照料她。五月底，我儿媳生了小孩，我亲家夫妇帮助照料儿媳做月子。五姐抽空来家陪伴妈妈。放暑假时，基本上就是五姐照看妈妈。我那时在一家大型稀土私企公司做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早上上班时，我顺道把摩托车房子停放在老房子，再上楼去看看妈妈；下午下班时，我去取车，顺便陪陪妈妈。如果五姐有事要回家，我便留下来给妈妈作伴。二00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我下班刚进门，叫了一声：“妈”，妈妈在五姐陪同下正要去洗澡，闻声又掩上衣服出来，对我说：“崽，你回来了。快去照看孙孙，我很好，有你五姐在，别担心。”我哪知道这竟是妈妈和我的永诀！第二天一早，五姐来电话，告知妈妈去世的噩耗，我惊呆了，要是知道妈妈第二天就会走，打死我也不会离开她。

妈妈逝世后，我把她留下的一万零块钱，买了几枚金戒指，分发给姐妹们留做永久的纪念。

我是流着泪写下了以上的文字，以寄托我的深切缅怀和无限哀思。妻听到我的啜泣声，几次停下手里的活，走进书房安慰我，要我不要太伤感。文章写完了，泪却没有干。

妈妈是一位极普通的女性，她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劳动妇女一样，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和优良品质。妈妈是一位极伟大的母亲，她和万万千千的母亲一样，无私奉献，大爱无疆。

妈妈，儿子永远想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