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秋，《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讨论会在平顶山市举行，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认真研读这本书，才有了一些深刻地认识和思考，特别《歧路灯》的中心思想“用心读书，亲近正人”，揭示了年青学子怎样学习，怎样做人，教育者当然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如何培养教育人的大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从而主动担当起培养教育人的重任。当时在研讨会上我还写了一首题为《雨露甘霖育后人》的小诗，“歧途末路一盏灯，照亮浪子回头程；两岸专家同研讨，雨露甘霖育后人。”

《歧路灯》为清代作家李绿园所著, 是一部与《红楼梦》《儒林外史》产生于同一时代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讲述了世家子弟谭绍闻在父亲去世后，母亲不省事，自己不上进，全靠忠诚的奴仆和几个生前好友帮衬，才让破败下去的家有了生气，沉沦的他回头是岸，重振家业，光辉门第的故事。因此说，《歧路灯》实际上是一部教育浪子回头、重新做人、报效祖国的文学作品。书中的许多哲言睿语、名言警句，读后令人感慨万分，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李绿园在《歧路灯》中突出强调的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巨大教育作用，四书五经蕴含的精神就像黑暗道路上的一盏明灯，他可以挽救误入歧途的子弟，促使浪子回头，这就是“歧路灯”的真正含义。它说明，仅给子弟以“养”——提供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施以“教”——让其具备良好的精神品质和行为习惯，只有“教养”结合，才能使子弟真正“成立、成人”。

小说的开篇即是教子文：“人生在世，不过是成立覆败两端，而成立覆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大抵成立之人，姿禀必敦厚，气质必安详，自幼家教严谨，往来的亲戚，结伴的学徒，都是正经人家，恂谨子弟。譬如树之根柢，本来深厚，再加些滋灌培植，后来自会发荣畅茂。若是覆败之人，聪明早是浮薄的，气质先是轻飘的，听得父兄之训，便似以水浇石，一毫儿也不入；遇着一班狐党，好与往来，将来必弄的一败涂地，毫无救医。”“成立之难如登天，覆败之易如燎毛。”作者运用“比喻”的修辞方法阐述了“先天遗传”与“后天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揭示了社会、家庭、学校、个人在培养教育人上的客观辩证、整体局部、有机统一的基本规律。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来加以讨论，阐明《歧路灯》哲言睿语给教育的启示与思考。

一、家庭是课堂  父母当为师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因为，孩子的降临，首先是进入家庭，乃至后来的养育、教育、成长都离不开家庭。所以说，家庭是课堂，父母当为师，一点也不为过。怎样科学有效地去教育，把孩子培养成有用的人材，既是父母的重要责任，又是需要认真研究对待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视父母的言传身教，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行为是非常重要的。明朝吕德胜《小儿语》中说：“老子终日浮水，儿子做了溺鬼；老子偷瓜盗果，儿子杀人放火。”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孩子最早的生活、知识和品行，都应该是从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中得来的；家长是孩子的第一教师，也是孩子的榜样。作为第一老师的父母，首先要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其次要讲究教育的方式方法，特别是自身行为的影响，对孩子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小说《歧路灯》中关于家庭和父母教育的名言警句，包括例证随处可见，处处皆是。

为人以正。教育要言传身教，以身垂范，不能急于求成。“教幼学之法，慢不得，急不得，松不得，紧不得，一言以蔽之曰难而已。”怕的是“耳少正训，面从腹诽。”因此，家长要用心、有耐心、持爱心，既不可坐失良机，也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信马由缰、针锋相对。在这方面，父亲谭孝移“以身垂范”是做得最好的。《歧路灯》前十三回主要塑造了谭孝移这样一个家庭长辈的形象：“为人端方耿直，学问醇正”，“十八岁入祥府庠，二十一岁食饩，三十一岁选拔贡生。”“出身世家，忠弼以上四世，俱是书香相继，列名胶庠”。几个世交好友，都是些极正经有学业的朋友。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儿子绍闻七岁时“虽未延师授业，父亲口述《论语》、《孝经》，已大半成诵”。“幼童渐开知识之日，作父兄的要留心堤防。”尤其对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家长要明白其青春期骚动，情绪的起伏，多些宽容与体谅，“谁家牛犊不抵母，谁家儿子不恼娘。”既要密切关注，又要等待成长，对其人生方向加以引导，放手给其自我发展的空间。“人生基业在童年，结局高低判地天。”所谓七岁看老，就是说孩子小时候性格的形成和志向的确定。“自古英雄出少年”，不论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还是自己不愿再重复父母所经历的二茬罪，早定的目标和不懈的努力，都会使同一起点的孩子在成人之后产生天壤之别。

 有爱有教。严是爱，松是害，不管不问要变坏。“糊涂溺爱”是要毁坏孩子前程的。“万事无如爱子真，遗安（澹泊自守，遗子以德）煞是费精神；若云失学从愚子，骄惰性成怨谁人。”孩子是上苍赐予的宝物，没有一个父母不爱的，但是留予物质还是传下精神就有愚智之分了。“爱子不教犹饥而食之以毒，适所以害之矣！”特别在孩子幼小不懂事的时候，学业的放弃可能是骄惰的开始，父母迁就将会酿成终生大错，不仅会使孩子失去见识，更多的是纵坏了性情。爱孩子，这是人之常情，但如何去爱，怎样才能处理好爱和教的关系？既知爱，也知教。“爱而不教”，必沦于“不肖”；“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因此古人说“慈母败子”（司马光《家范》）。“名曰爱之，其实害之”的历史教训实在不少。教育其实就是培养一种习惯：“少若成天性，习惯成自然”。与父亲谭孝移相比，母亲王氏对谭绍闻有爱无教，百般溺爱，护短偏袒，差点毁了他一生的前程。正如司马光所说：“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爱而不教，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王氏作为谭绍闻的母亲，四十得子，因此对他更加珍爱，相比孝移的宠爱之外她更偏向溺爱，对谭绍闻自小放任自流，毫无约束。谭绍闻新婚不久，夜半便去嫖皮匠之妻，结果被捉奸讹诈，这时，王氏不仅没有责骂儿子，却“舍金护儿”，救回了儿子；当儿子聚赌闹出人命大案时，她同样没有谴责儿子，反而骂：“窦家小短命羔儿，输不起钱，就休要赌，为什么吊死了，图赖人”，等等。正是母亲王氏的溺爱，使得谭绍闻一直走下坡路，差点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教训极为深刻。

教育随在。生活即教育、随时可教育、处处能教育。“人无不瞻仰其父取法则者，无不依恃其母以长大者。”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教育和影响侧重点不同，所谓的严父慈母即是如此。当前纷纷推崇赏识教育，但“大成之人越夸越怕，小就之人见夸就炸。”或许对此是个打击，夸也是一门艺术，夸要恰如其分，重在激发，否则“早发早萎”，成了伤仲永；夸要实事求是，点明差距，若忽视基础，将无法面对挫折，这些都需要思考。父母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建立和孩子之间的平等关系，学会用微笑和鼓励的话语、培养与孩子良好的互动氛围、亦师亦友的陪伴孩子，才能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家长可从孩子交友中发现孩子的变化，“把臂总因臭相投，匪类（不务正业之人）欲亲终自远”。防微杜渐，不可不慎，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孩子则“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教育与生活本该是一体的，而一旦与生活分了家，这样的教育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能干枯、干涸，干巴巴地，让人干瞪眼、干着急。生活是鲜活的、灵动的，重动手、动脑，重“在劳力上劳心”的内化或创造的过程，而不是看重一个个冷冰冰的标准答案或道德样板。教育关注生活其实就是关注学生个体的差异，孔子还知道设置礼、乐、射、御、书、数这些不同的生活课程，因材施教，可现在的孩子每每可怜得只有分数高低之别。教育本身原本是一种生活方式，应该是快乐的，要想方设法让孩子能够“快乐地生活”、“智慧地生活”、“合理地生活”。

二、学校是摇篮  教师善扶摇

学校是人才成长的摇篮，老师就是摇篮的扶摇者、引路人。要想把孩子培养成国家的有用人才，学校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能够让学生安心学习；必须有一个好的校训、校风和精神，能够让学生在这里受到思想品德的熏陶；必须有一支有思想、有智慧、有素养的师资队伍，能够让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成；通过多种教育合力作用，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材。小说《歧路灯》中也多处强调学校和老师对培养教育人才的重要地位作用。

立训明风。校训是学校训育学生的指导性用语，也是师生们的座右铭，除了有“教导”、“教诲”等多种意义外，还有“典范”、“准则”要求在其中。《歧路灯》中的“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在当时那个时代来说，既是一种家训，同样又是一种校训。因为那个时代，很少有公立学校，大多是家庭学校、私塾学校。所以，家训也相当于是校训。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出自《易经》里的名句，起到了教育人、培养人、激励人的作用，被师生们引作为人做事的座右铭。今年市委党校组织县级干部班到上海复旦大学去学习培训，我们一进入复旦大学校园，就能看到“校训墙”上的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语出《论语》的《子张第十九篇》，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它告诫我们要“广泛地学习，坚守着志向，恳切地发问，联系当前问题进行思考，仁德就在里面了。”复旦大学的校风是刻苦、严谨、求实、创新。它告诉我们，学习、治学本身就是一种艰苦的脑力劳动，要取得好的效果，必须刻苦，但刻苦并不是不讲效率、不知劳逸结合地一味蛮干、苦干，学习的过程也有着无穷的乐趣。所以，我们要达到“好学校是一座摇篮”的目标和要求，就应该确立一个好的校训，树立一个好的校风，培养一种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

延师教子。“延师教子，乃孝移第一宗事”。谭孝移为儿子延娄潜斋为师时道：“我想娄为人端方正直博雅，尽足做幼学楷模，小儿拜这个师傅，不说读书，只学这人样子便是一生根脚”。绍闻是孝移四十岁才得的子，老来得子之喜没有掩盖他对儿子严格的教育，并且时时刻刻在忧心：“我在这大街里住，眼见的，耳听的，亲阅历有许多火焰生光人家，霎时便弄得灯消火灭，所以我心里只是一个怕字”。他害怕“接近匪类”会毁掉儿子，要求儿子“好好在家”，“不可稍离寸地”。延娄潜斋为师，一是潜斋系孝移世交好友，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人品也极为端正；二是儿子绍闻到了入学的年龄，不能整日无所事事，须得有个人管教他，因为孝移深知幼童的教育对一个人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颜氏家训》中就十分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问题，认为早期教育很重要，“少若成天性，习惯如自然”。孝移也是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歧路灯》第七回，谭绍闻在娄潜斋的教导下，对“五经”精熟，经常考第一，十二岁就进了学，做了童生，在学院考试中因成绩优异被考官称为“玉堂人物”，说他将来会成为“内部名阁”。可是好景不长，偏偏在此时，老师娄潜斋中举要进京待考。当孝移得此消息时，“又喜又虑，喜的是知交密友，发达伊始；虑的是托过妻、子之人，来春赴京，不能代理”。古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孝移一生严格要求自己，以便给孩子们树立良好的榜样，在为儿子择师的同时，也是小心翼翼，选择自己的好友娄潜斋，因为无论是人品还是文品，娄潜斋都足以做幼孩楷模。在孝移的心中，娄潜斋和自己扮演着一样的角色，此人教子，孝移足以放心。《歧路灯》第十三回，孝移早逝，此时，谭绍闻的家庭教育宣告了沦落，这成为谭绍闻人生的一大转折。谭孝移作为一个思想延续人物，虽然他的自然生命过早地结束了，但他的精神生命得到了延续，成为谭家复兴门庭的支撑。其实，谭绍闻从学于好几个老师。比如，他岳丈孔耘轩，他父亲生前好友程嵩淑和张娄村，还有后来对他起重要引领作用的老师智周万，他们各有特点，对谭绍闻的人生都有一定的影响。但他们各有优长和不足，正如程嵩淑酒后评价的那样：“娄老慈祥处多断制处少，耘老冲和处多棱角处少，我便亢爽处多周密处少。”正是因为他们几个人的教诲，让谭绍闻学到不少为人做事的技艺才干，才成就了他最后的进步和辉煌。此外，在培养教育过程中，还应该针对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个性差异、优长和不足，包括对待有过失的学生，都要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不断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及时性和有效性。

以德立身。在中国古代，对教师有着极高的要求，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的责任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释疑解惑”，传学习之道，解人生之惑；而且教师要为人师表，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论学识还是人品，都要足以成为学生学习的楷模。纵观今日之师资队伍，思想品德、学术修养符合要求者当然占据主流，但也不可否认良莠不齐现象的实际存在，报端不时有所披露，以学养而言，学历造假，学位来路不正，著作抄袭，或请人代笔，或侵占他人成果，等等；以操守而言，有教授嫖娼被捉，有博导谈婚外情，老师打牌让女学生作陪，等等；以施教而言，导师与研究生很少见面，人都不识，哪里谈得上指导。假如为师者之学问不足以指导学生，所以也尽量少见学生，偶尔一聚，彼此敬烟，老张老李乱吼一通，真是“师不师，生不生”，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在这种现实面前，读读《岐路灯》当可以有所触动和反思！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作为一名光荣的教师，不仅要具有广博的知识，更要有高尚的道德。爱与责任是教师职业道德的体现。作为一名教师，应该具备极强的使命感、责任心，要做到淡薄名利，敬业爱生，在为人处事上少一点名利之心，在教书育人方面多一点博爱之心。教师工作就是一个社会的平凡岗位，做着貌似“平凡”的工作。然而，我们都知道“一个孩子的失败，对一个教师来说，只是几十分之一的失败，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失败。”所以教师的工作就是一种替他人家庭做嫁衣裳的、有高度社会责任的工作。用毛泽东的词来说就是：“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教师的地位作用和职责要求我们要有思想、有智慧、有素养，反过来说，就是有思想、有智慧、有素养是当好一名优秀教师的基本条件。做“有思想的教师”，就要有学习的思想、反思的思想、合作的思想、创新的思想和写作的思想；做“有智慧的教师”，就应该具备教师的人格智慧、课程智慧、教学智慧、的管理智慧和成长智慧；做“有素养的教师”，就要有关爱情怀——由衷而又终极，有文化底蕴——广博而又丰腴，有时代感悟——敏锐而又深邃，有心理素质—开明而又阳光，有个性魅力——独特而又鲜明，有生活情趣——积极而又多彩。

三、社会是染缸  交友须谨慎

我国古代大思想家墨子最有名的思想就是“束丝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固染不可不慎也。的确，孩子生下来就在一定的社会和家庭中生活，社会就像一个大“染缸”，孩子就是一束白丝，放在社会这个“染缸”里，就有可能被染成红的、黄的、绿的，抑或是白的、紫的、黑的。到底被染成什么颜色，社会和家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染丝不可不谨慎，教育子女更不能不谨慎，因为他们是家庭的希望，祖国的未来。用通俗点的语言就是社会很复杂，各种各样的人生活在你的周围，各种各样的烦恼出现在你周围。染缸就等于生活，让你没的选择，很多事都不能如你所愿比如你从不喝酒的，但为了单位应酬，你得喝酒喝到你不醒人事，渐渐的不喜欢喝酒的人都开始接触酒。“大凡人走正经路，心里是常有主意的；一入下流，心里便东倒西歪，随人入鼻。”社会可以让人变坏也可以让人变好，就看你自己怎么去看待，怎么去做，做成什么样。

谨慎交友。“欲知其人，当观其偶。”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参透了何谓交情，更多的人是酒肉朋友、相互利用，人死灯灭，热度不在，有几人可以遗姑托子。“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知己难求，知音难遇，知心可诉。“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说话是要看对象的，对可信任之人或善纳言之人可以说，如不分对象乱说，不是换来惹是生非，口出祸端，就是对牛弹琴，了无生趣。“大凡做正经事体的人，听人道他的不是，便觉是至诚爱我的；做不肖事体的人，听人说着他的短处，便是犯了毛病。”也是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的古训，君子喜言为正己，小人拒言怕触痛，反推可知此人的可塑程度。“无友不如己者”，这或许是交友的一个原则，人往高处走，见贤思齐，从榜样身上模仿学习，引发自己的动力，奋起直追。可见，交友层次和交友圈，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活档次和发展空间。慎友，就是慎重地结交朋友。人生在世，朋友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朋友的好与坏，对一个人的影响却非常大。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朋友，可以直接反映他是什么样的为人。诚如古人所说的“与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虽融为水，其色愈污；与端方人处，如炭入熏炉，虽化为灰，其香不灭”。在交友方面，古代先贤给了我们许多忠告。孔子在《论语》中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选择一个朋友，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选择一个朋友，就是选择一种人生追求。“子弟宁可不读书，不可一日近匪人”。这就告诫我们，交友一定要慎重。孝移一生为人端方正直，学问醇厚，其所交之人如娄潜斋、张类村、孔耘轩等皆是祥府优等秀才，而谭绍闻呢？在学习上进的黄金期却交上了一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如花花公子盛希侨，“坑蒙拐骗”的夏逢若、张绳祖、王紫泥等，“竟把平日眼中不曾见过的，见了；平日不曾弄过的，弄了；平日心中不曾想到的，也会想了”。自此之后，他酗酒赌博，狎尼宿娼。可以说“交友不慎”是绍闻堕落的润滑剂，加速着他的堕落。从来“酒肉朋友”之间无“真感情”而言，只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作为“兄弟”的他们为绍闻误入歧途做了向导，为他指引道路。而父亲为他规定的“用心读书，亲近正人”，他却在一步步地脱离着，逐步地败坏着家风。

远离赌场。“赌博场中，富了寻人弄，穷了就弄人。”“装痴做憨，佯输诈败”揭示了赌徒被人诱入圈套，由富至穷，乃至穷则作奸犯科的规律。“钱不由正经路来的，火上弄雪；不由正经路去的，石沉大海。”小说中引用了一首戒赌诗，说的淋漓尽致：“千场纵赌家犹富，此语莫为诗人误。强则为盗弱为丐，末梢只有两条路。一到山穷水尽时，五伦四维那能顾。纵然作态强支撑，妻寒子饥莫为护。回思挥金如土日，随意飞撒不知数。此日囊空羞涩矣，半文开元徒生慕。苦语良言告少年，莫嫌此话太刻露：子赌父显怒，父赌子暗怖。此中有身难解故，五更扪心个个悟。”很值得那些嗜赌如命之人作为经文，日读晨思，勿待妻离子散、锒铛入狱时空留一个悔字。《歧路灯》第十六回描述谭绍闻第一次参与赌博，“轮着绍闻掷，绍闻再不伸手，希侨再三催促，绍闻无奈，把色子抓起，面红手颤，掷将起来”，“谭绍闻毕竟是第一次，心里只是跳”。而到他渐渐习惯了赌博，“竟是也不脸红，也不手颤，”有一种“此间乐，不思蜀”的感觉。这说明他已经渐渐地迷上了赌博，从一开始的不敢为之到现在的胆大为之。“赌场原是陷人坑”。赌博可以说是谭绍闻最终败家的致命伤，在一次次参与赌博的过程中，他都是从不参与到参与，从赢到输，从赢小数到输大数，以致败家。“酒是迷魂汤，醉了变乖常，坏尽人间事，且慢夸杜康。”“故戒之酒，不下于赌娼”，喝酒丢丑是常事，解忧的杜康也是乱性的方剂，“腹内有了烧刀子，酒胆周身不怕天。”其中也告诫孩子的父母，包括教师要防患于未然，将孩子的不良习惯扼杀在萌芽状态，不要让其像个毒疮一样，越长越大，到时候不仅害了自己，也连累了他人。从来作恶的人，起初皆是因为一念之差，就做到后悔不及的地步。如果我们将那些不良嗜好能够从一开始就严词拒绝，下决心远离赌场和酒场，也不会导致以后的悲惨下场。

戒贪戒淫。贪淫是陷阱，害煞好儿郎。正是因为母亲王氏的纵容，使得谭绍闻在贪和淫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歧路灯》第二十三回，茅拨如的戏班暂住“碧草轩”里说，“王氏起初也极恼戏子占了书房，后来儿子拿了三十两哄了，便喜欢起来，这是什么缘故？看来许多举人、进士做了官，往往因几十两银子的贿，弄一个身败名裂”。三十两银子的贿赂她就可以容忍戏班子霸占儿子的书房，想想儿子要是荒废了学业，那就不是三十两银子那么简单的一回事了！正因为王氏的这种糊涂溺爱而使谭绍闻在父亲死后的“三四年，悠悠忽忽，也不曾添上什么学问。兼且人大心大，渐渐的街头市面走动起来，沾花惹草，东游西荡，只拣热闹处去晃”。明代吕申说过，“雨泽过润，万物之灾也；恩宠过礼，臣妾之灾也；情爱过溢，子孙之灾也”。谭绍闻与孔慧娘新婚不久，便与皮匠老婆偷情，最后用一百五十两银子开脱，三更半夜光着身子逃回家”。谭绍闻本来找了一个懂事理、又贤淑的妻子孔慧娘，还纳了一个精明能干又贤惠的妾冰梅，但他不好好珍惜，依旧走跑于烟花赌场之中，放肆的在外面所尽匪事，一发不可收拾。不仅气死了妻子孔慧娘，也让冰梅大为伤心。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拈花惹草祸招身”。

四、主体是关健  奋进自有为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教育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被教育者的主体素质如何，对教育的效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被教育者自身不努力，即使有最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有高素质的教师，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说，主体是关键，关键又在于是否刻苦努力，勤奋有为。纵观谭绍闻一生起伏的命运，除了外在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自身的原因。《歧路灯》的主人翁谭绍闻之所以后来有了作为，为国家和人们作出了贡献，也在于家庭、社会和教师的教育在他内心深处起到了内化作用，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改正了缺点错误，才走上了“浪子回头金不换”，有益于社会和人们的健康发展之路。

勤奋读书。“大凡学生肯读书，黑脸皮儿都是秀气；不肯读书的，即是白净脸，也都是油气。这是莫之为而为的。”和“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一个道理，有了内涵的人自有一种由内而外的张力，超凡脱俗，非一日之功。“少见寡闻添愚而长傲。”反之，胸无点墨，无知无畏，空有自我感觉良好，闹出许多的笑话。“书上若无心得，坐在案头，这个‘闷’字便来打搅；胸中若无真趣，听见俗事，这个‘乐’字早已相关。”“大凡人之读书日进而不已者，有两样：或是抑郁之极，以发愤为功程；或是畅遂之极，以怡志为进修。两样功夫互乘，属题构思，竟成了风发泉涌，不惟不能自已，并且不能自知。”书读百遍其意自现，见多识广后，方能触类旁通，既使同一本书不同年龄段去读体会也会不同，日积月累之中，无形的变化可能自己都难以察觉，一如天天吃饭会长高一样。谭绍闻是一个本质并不坏的孩子，只因过早的缺失了父亲的管教与约束，在糊涂母亲的纵容之下，一步步地接近匪人，一步步地误入歧路。《歧路灯》五十六回写到绍闻延师智周万时，绍闻向老师智周万说道：“总因心无主张，被匪人刁诱，一入赌场，便随风倒邪。本来不能自克，这些人也百生法儿，叫人把持不来”。“今日即肯老师，为门生作以箴铭，不妨就为下等人说法，每日口头念诵几遍，或妄念起时，即以此语自省；或有人牵诱时，即以此语相杜，只求切中病痛，无妨尽人能解”。于是智周万为其写了一篇童叟皆可以理解的箴铭，绍闻到：“门生闻老师之言，发聋振聩，永不作非礼事了。”从师智周万的这段时间，绍闻“自此沉心读书，边公考试童生，取了第三名，依旧文名大振，单侯学宪按监，指日游泮”。

诚实为人。“老实二字，俗人看来，与愚相近；识者看来，却与诚字为邻。”做老实人，办老实事，或会被认为愚笨，但老实人长久，老实人不吃亏。“君子不重则不威”自爱之人人皆爱之，廉正而生威。为人应“品卓行方”，“养正邪自退。”“明知他是猩猩酒，我不沾唇也枉然。”相对应的可能就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了。人要学会抗拒诱惑，尤其灯红酒绿的现在，“不见可欲，其心不乱。”不该去地方不去，一身正气，自会少些风险。人当自我警醒，“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福是自求多的，祸是自己作的。”“自作孽，不可活。”“看着不妨这四个字，也不知坏了多少大事。”心存侥幸的人总不是那么幸运。“天下自己不认的自己的人，多是吃夸的亏。”即所谓捧杀，所以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好，为人谦逊一点，“片长薄技且漫夸，淬砺还需各到家；海内从来多巨眼，莫叫人笑井中蛙。”所以，我们要学业精进，成就事业，就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切忌心浮气躁，静不下心，以诚实的学风和为人赢得学业上的精进，赢得社会、学校、家庭和人们的认可。

始终如一。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诫我们：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进学修业、为人处世也是如此，贵在善始善终，有头有尾，坚持一贯，而不是虎头蛇尾，浅尝辄止，也不轻易放弃，改变初衷。为什么有的人开始很好，后来却走了下坡路，甚至违纪犯错误，没有走完人生的美好路程，就是在做人做事上没有做到始终如一。总结谭绍闻人生发展的曲折过程，他从一开始的“好孩子”，到慢慢学坏的“纨绔子弟”，“江湖浪子”，再到名垂青史的“英雄”，问题的关键也在于没有做到坚持不懈，始终如一。否则他就不会吃那么的苦，遭那么多的罪。其经验教训极为深刻，值得后人深思和引以为鉴。所以，一个人要想在学习、工作，为人处世上做到始终如一，有始有终，就要自觉做到在思想上一刻不松，工作上一丝不苟，为人上一腔热情，尽责上一以贯之，要求上一向严格,廉政上一袖清风；不因形势好而放松，不因困难多而退却，不因素质弱而畏缩，不因待遇低而懈怠，不因效果差而沮丧。“情即性之所发。若是遇的事有个趣儿，听的话有个味儿，心中就可以不致郁结。”“若可恼只应三分，却恼到十分不可解，这其中就有别故，对人难以明言之处。”可见情绪的起伏必是特殊的事在特殊人身上的体现，困扰的事、不中听的话，就成了敏感人最易怒的触发。“因闷添倦”失眠或奢睡之人必有不顺心的事儿所扰。“澄清时候，物来自照；本心已糊，听言必惑。”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有了清晰的判断，就能应对自如，游刃有余，在人生的道路上自由驰骋，快乐前行，达到理想的彼岸。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大  刘选启